全卷从右至左，起始即以硬朗的线条，勾勒出远山的山型，敷以浅赭石，向背处以淡花青衬出山的立体感。远山更以花青加淡墨点染，用石涛画远松的笔法，点染远松，山峰直耸入云而松丛郁郁，似是描写天都峰或石荀峰。远山的下方为大块的巨石，勾线豪迈有力，用花青调墨着向阳处，以淡墨衬托立体石块，间或点缀苍松树丛，结体结实，表现鬼斧神功的自然力量形成的山石块垒。山石间斜卧一老松，状如虬龙，正是“画松多作老龙鳞”。以焦墨画松针，浓墨、次淡墨点染松身的苔点，用遒劲有力的线条钩出松的轮廓线，淡赭石染松身，纯于墨迹未干时连续画成，故而色墨交融，浑然一体。间用淡墨及淡花青调淡墨淡彩，表现山腰及坡石松树间的云雾，最下方以铁线般有力的线条绘坡式巨石数块。全画三分之一段，空灵苍郁兼而有之，墨彩焕然，古人所谓墨分五色，于此可见一斑了。开卷即表现了大千先生此图在创作之前，其构图布局已了然于胸了。

　　随着画卷的展开至中段，也就是本画最丰富精彩的部分。两峰之间，空白处勾勒几处屋舍，屋舍周边以群松点缀，正是黄山著名文殊台和文殊院，黄山最著名的迎客松也在此景之内了。右侧的山峰，以焦墨和重墨画出山峰形体，右上方先以淡墨作底，墨色分浓、黑、淡、次淡诸层次，展现了黄山迷雾云霞的多变。同时，也衬托了以焦墨勾勒和点染的邻近山峰。山石云雾之中，又随意点写了苍松树丛。做到了主次分明，以云雾突出山峰的雄伟，右侧山峰中段又以中锋、侧锋的用笔，随意皱出山体的立面。花青，赭石，阴阳向背，在迷雾烟云的笼罩下，更体现了山峰峰骨嶙峋。下部分山峰的中下部，以皴、擦、点、染、泼的手法，使山峰底部坡型峰有力地擎在下方。云雾、山石、苍松间，一桥飞架其中，桥下叠泉秀水，郁郁葱葱间，又平添了一种清气，使人如踏桥上，如闻水声，真是刻画得细致入微。底部以墨晕与前段坡石相连，使峰、雾、云、水、桥、树有机结合在一起。此情此景如黄山雨后，携友游于其中，不禁心向往之。古人所谓“江山卧游”，应是此境吧。左侧的主峰则是用淡墨调花青赭石斜泼而下，再以浓墨泼之，再以清水冲之。山腰及与右峰连接处，则是先泼赭石，再泼重墨，再泼清水。由于纸张接近于熟纸，同时又略有一点生纸的特性，这死黑黑的墨在大千先生的笔下却有如神助，变成七彩的烟云，茵茵幻化，郁郁苍茫，奔腾流动，灵境飘逸。可见其时，大千先生的泼墨泼彩的技法已纯熟不已。

　　主峰高耸入云，漫出画面，正是让观者高山仰止，雾里看山，充满了想象的空间。上方和下部大面积的留白，又体现了大千先生计白当黑，使画面灵动宽松。古人谓书法布局有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之说，用于此处，似亦贴切。从主峰向左看去，与主峰遥遥相对的山峰以淡墨画出外轮廓线，再用赭石调墨复笔勾染，以体现山峰的厚重感。山峰出奇的陡峭，展示了黄山的险绝高耸。山峰似用古人的长披麻皴，敷以赭石、淡墨、淡花青交替互染，山石叠交处，以浅墨擦出质感，更显巨石叠嶂，峭立奇绝。峰上数杆松影，随意点染，一桥连接两峰，似是仙人桥。深壑绝谷，高山流水。峰下是大片的松林，似于山腰处，能听到阵阵的松涛声。松林被茵茵的云雾所环绕，山峰，松影，似真似幻。置身其中，方知“黄山天下险”的境界。左侧缓坡上有一枯松，据传被某名人用朱砂题于松身，而致松枯，山上老僧当时颇有怪罪之意。日久则成一风景，想必老僧知此，亦甚欣然。全画致尾，长题下有孤松傲立，或可谓巨松孤立，隐然黄山之招牌松也，望此松而知到黄山矣。

　　画面左上方的长题诗和跋，则又可见大千先生的文采和幽默性情。诗题：故人病起便驰书，长短相思无日无，索写云山征宿诺，知予胆弃近仍粗。我能挥洒汝能题，寄到高宅定有诗，三十六峰云奔荡，如椽健笔两淋漓。诗为七律，点明了曾履川先生病后闻知大千先生胆结石已痊愈，来信相问候。问候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容，目的兼征宿诺（既过去曾有过的承诺），向大千先生要什么承诺呢？当然是豪爽的大千先生，不知何时答应为曾氏画一件《云山图》了。同时大千先生又说：“我擅于绘画，曾氏一定会有诗文佳句和我此画了。”（不知是曾氏一时高兴，忘了题诗，还是曾氏题了诗而没有流传下来，此不考据了）画为黄山风景，云烟奔荡，期望这绘画的巨笔与写诗的巨笔，都能写出酣畅淋漓的意境。跋曰：“履川兄大病方起，闻余胆石己除，书来相慰问，兼征宿诺。内无留藏，外无拘束，风落雷转，倏忽而成。知此画寄到，履川兄必同一狂喜，以庆身各康强也。弟爰，壬戌闰三月。”曾氏大病方起，既来函索画，足见喜爱大千先生作品的焦急心情，而大千先生则是“内无留藏，外无拘束，风落雷转，倏忽而成”的加班加点地创作了如此巨作《云山图》，也足见大千先生与曾氏的友谊是多么深厚了。

　　曾氏得到此画，当然狂喜。当即赴香港名师装裱。张挂壁上，师友同好共欣赏之。至于是否“以庆身各康强也”，则只是大千先生的美好祝愿了。此作购于香港大公报主编费彝民先生的书画藏品拍卖专场，至于如何归于费氏，就不得其因了。

　　《云山图》高头大卷，鸿篇巨制，全卷集合黄山诸名胜于一体，融古人皴法与泼墨泼彩新技法于一炉，通篇题七律长诗，长跋，正是体现了张大千先生创作的认真态度。虽自题“风落雷转，倏忽而成”，然如此巨作，无论从构图、技法、题诗跋及纸张的拼接上，想必都是用了大千先生大量的精力。因而，此画寄到，履川（曾氏）当然狂喜，以致于曾氏多次着文评价大千先生的画：“六十岁以后，饱经世事，人画俱老，学问深邃，气质淳化，万象罗胸，一心独运，笔墨之痕，与之俱化。”

　　余得此卷，尝张挂于壁上，赏玩再三，益觉此作构图奇异，泼墨泼彩变化无穷，体现了大千先生师古融今、挥洒自如的创作才能。所作诗文长题，也是句句精僻，非一般诗人所能及。既有大艺术家之心胸，又有大画家之幽默。由此可见，大千先生的才学，又岂是“大画家”一词可以形容的？徐悲鸿先生所评价的“五百年来一大千”，先生是当之无愧的。

　　此卷山水巨制，其珍贵程度自不必说。今藏之百卷楼，真乃天缘巧合。吾人何德何能，据此宝为已有？今公展于众，实为宏扬大千先生艺术精粹。勉强为文记之，惶恐之余，聊以自慰。诚请诸君同好雅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