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风流岂无“凭”：文物艺术中的“曲凭几”

 

　　“三国吴·黑漆曲凭几”

　　出土地点：安徽马鞍山朱然墓

　　墓葬年代：赤乌十二年（249）

　　保存地点：安徽省马鞍山博物馆
 

　　谈起魏晋风流，您会想到什么呢？想到竹林七贤、五石散，想到嵇康的琴、王羲之的鹅、谢道韫的雪？今天之后，或许您也会想到曲凭几。
　　这是一类小巧别致的家具，在古人席地而坐的时代，放置于席、榻之上，供人凭依，以缓解腰部疲劳和膝腿负担。它由一个扁平的圆弧形几面和三条修长的蹄形足组成，木胎髹漆，简洁到几笔就能勾勒出的设计，却宛然留存着魏晋名士“清羸示病之容”的身段和风情。

 

　　这样的曲凭几，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东吴墓葬中，其中一座墓的主人在木刺上留下了姓名：朱然。区区几笔墨书，实难令人联想这就是那位少小与孙权交好，为江东擒关羽、败刘备、阻曹真，于弓矢雨注中晏如无惧的常胜将军。朱然病逝于赤乌十二年（249），享年六十八岁，孙权为他素服举哀。史书称他“内行修洁，其所文采，惟施军器，余皆质素”，而墓中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漆器，个别自铭“蜀郡作牢”，或许是孙权将这批来自蜀郡的漆器赐予了江东的中流砥柱。
　　东晋南朝，曲凭几流行一时，但考古所见主要是作为随葬明器的陶凭几。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中，一件陶质曲凭几安放在棺床前的陶榻上，虽然几筵空置，却令人联想到几乎是同时期远在甘肃酒泉的墓葬壁画中，墓主人褒衣博带、凭几闲坐的图景。

　　那时人们尚习惯于跪坐，曲凭几一般环抱在身前。但在一些不甚正式的场合，名士们也不需正襟危坐，例如他们出行所钟爱的牛车里，常常将凭几隐于身后。王、谢高门人才辈出，李白尤为赞赏的谢朓，曾经作诗吟咏黑漆曲几：“蟠木生附枝，刻削岂无施。取则龙文鼎，三趾献光仪。勿言素韦洁，白沙尚推移。曲躬奉微用。聊承终宴疲。”遥想琅琊王氏背靠曲几乘牛车出行，陈郡谢氏在漫长玄谈和宴乐后疲惫地倚伏在曲凭几上，他们宽大的衣裳拂过几面与床榻，铺张着慵懒而超凡的气度。

　　这种风流气度，前代所无。正如魏晋以前，凭几早已是燕居良伴，却绝无弯曲之姿。先秦至汉代的凭几为一根横木，两端安足，古板而严肃的线条透露着礼制意味。《周礼》记载了贵族用几制度，朝廷会为长者颁赐凭几和鸠杖，后世如《北齐校书图》、《历代帝王图》、《步辇图》这些画作中，名士和帝王凭依的仍是礼仪性的直几。

 

　　但曲凭几似乎罔顾了礼制肃穆的需求，而着意于人性化的设计，它的曲面能贴合人体，外张的三足增加了稳定性，以便使用者随意调整凭靠的姿态。当人青睐一种器物时，必然是被物的气质引发了共鸣，魏晋便选择了曲凭几。这个时代没有千篇一律说教式的忠臣孝子，只有一个个独立张扬的自我，追求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的永恒自由，他们相信圣人“明足以寻幽微，而不能去其自然之性”，希望建立一个尊重自然的新秩序，为之生，为之死。
　　虽然身为武将，朱然的木刺却透露出他的道教信仰。而不论是朱然，还是我们熟知的赤壁之战的周瑜，淝水之战的谢安，或是那些清谈度日的魏晋名士们，他们浑身散发着超脱的气息，乃至连顾恺之画笔下推演佛教义理的维摩诘都沾染上了，作“隐几忘言之状”。

　　北朝以降，随着佛教和胡俗的影响，古人的起居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席地而坐逐渐变为垂足高坐，凭几这样跪坐时用来倚伏的小型家具，已不为日常必备。晚明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叹曲凭几：“此式知者甚少，庙中三清圣像，环身有若围带，即此几也，似得古制。”器物和宗教未必有什么直接联系，但物有性格，在没有这样性格的时空里，它也将悄然隐退。

　

 

 

　　（本文转载自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主办微信号“源流运动”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