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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出土秦简牍看秦隶书法特征
从出土秦简牍看秦隶书法特征
■王晓光
1970年代中期以来秦简牍陆续出土，我们得以亲见隶书演进过程中重要的环节——秦隶（古隶）形态，并由此了解周→秦一系实用手书体发展中的一些真相、特别是战国后期到秦代古隶的真实面目。秦简牍墨书对于当代书史研究、书法创作都有着重要价值。已面世的秦简牍有云梦睡虎地简牍、青川郝家坪木牍、天水放马滩简、江陵岳山木牍、云梦龙岗简牍、江陵扬家山简、关沮周家台简牍、江陵王家台简、龙山里耶简牍等。最新两批秦简牍是“岳麓书院秦简”（2007年底湖南岳麓书院购自港商并收藏），“北大秦简牍”（2010年初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捐赠北京大学）。这些秦简牍上的墨书生动展示了秦隶诸多特征。
一 秦简牍墨书用笔特征
（一）起笔 秦简牍墨书用笔的主要显现点是起讫笔处。拿湖南里耶秦简牍为例，其起笔时锋毫运使主要有两种方式：一是全逆式回（调）锋起笔：落锋时锋尖向右，落笔后翻转、调整锋毫完成裹毫，随即右向行进（此时锋尖转向左方，中锋行笔），也就是调锋藏锋起笔法。二是半逆式回（调）锋起笔：斜侧向落笔。全逆式回锋起笔后大多转入正锋运行，写出的线条粗细均匀、持稳、厚重，里耶J1之(9)4、(9)5、(9)7、(9)8、(9)9、(9)11［1］等牍可作为代表。半逆式回锋起笔后笔锋稍扁侧，或借势侧锋拉出，或转归中锋推进。侧锋拉出的点画不如正锋写出的均匀丰润厚泽；若转归中锋则与全逆式回锋起笔写就的点画相似。半逆式回锋起笔是全逆式回锋起笔的简化，是因快写简化成的笔触形态。半逆式回锋起笔往往造成多变的点画情态，不像全逆式起笔那样持稳划一。里耶秦牍背面的潦草书写中，半逆式起笔的变化更加凸显出来了，像J1之(9)3、(9)5、(9)6、(9)10、(9)11等牍背面墨书可为例，云梦睡虎地4号墓两件家信木牍也含该种写法。青川秦牍里“一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、“王”、“正”、“之”、“不”、“百”等字的横画属典型的半逆式起笔，这与后来成熟汉隶横势画快写时的起笔动作一致。半逆式回锋起笔法颇接近于汉隶典型起笔（特别是横势画“蚕头”及随后的第一波折）技法。
（二）收笔 里耶、睡虎地为代表的秦简牍墨迹的点画收笔大体可归纳为回锋、戛止、出锋等几种方式。与起笔用锋相对应，笔画讫点略做回锋动作，以完成圆润、持隐的线条形象，长横画、直画、（右下伸展的）斜画常用之。规整的简牍书写里，这种回锋收笔法尤其受到重视；书写愈潦草，讫点回锋动作就愈少。收笔处若省略这一回锋动作，但仍维持工稳书写意识的话，则往往变为“戛止”收笔，即线条的结束点不做回锋裹锋，也不扫出尖锋，而是形成截断状的笔触。秦简出锋笔或尖锋尾笔不像楚简那样泛滥。楚、秦简尾笔出锋之不同处在于：前者往往尖、细、长，后者常常钝、粗、短，秦简即便收笔出锋也总显得含蓄、节制，常作钝润状，锋芒圭角并不显著。（图四）在调锋、隐锋的书写观念下，秦简牍墨书点线总显得匀整、含蓄、润泽、醇厚、质朴。秦人的调锋、裹毫、中锋行笔法，乃后人广为推崇的逆锋起笔、藏头护尾法的早期操作形态，“逆入平出”等写法在秦简中也颇有几分眉目、集中于长横、捺、撇等笔画上（图五、图六）。
二 秦简牍墨书的结构与线式
（一）平行、均衡排列的点线 裘锡圭指出：“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里，秦国文字形体的变化，主要表现在字形规整匀称程度的不断提高上。”［2］这种对字形和写法的厘正与规范，体现于秦官文正体、俗书手写体两个系统内。秦简牍文字构形同样是“点线平行均衡列置”。单字内点线一般做平行、等距列置，同类、同方向点线平行排列，如横势画、竖势画、斜势画分别平行、匀齐列置；点线间常作等距离、匀齐布置。如里耶秦牍中出现次数很多的“陽”字，左“阝”三个半圆弧笔呈极规律的等宽同形排列，其线势与右上的“日”点线走向一致，右下部的“勿”四笔左下向斜画相互平行，如此完成匀齐、协调的字内点线组合及空间安排。这种典型结构当然也广泛存在于放马滩、睡虎地（图七）、周家台（图八）、扬家山、岳山、王家台、龙岗等秦简牍中。秦人这种理性的、讲求匀整的构形意识与同时期的东方书写有很大不同，晋盟书、楚简书的点线多作非平行列置，点线走向规律性差、甚至恣肆布置，楚简单字内点线常做“四射状”，缺乏秦文字强调的点线同向、平行、均衡。
（二）内敛字势，包裹式结构 秦简单字字势封闭内敛，点画紧密内缩，不随意拉出长笔，也不像楚简等东土文字那样字内点线呈多向放射状。秦简单字，“囗”、“宀”、“门”、“勹”等部首宛若长手臂把字内点线紧紧揽裹起来，阻止点线外逸。许多位于字边缘的长弧形笔画又加重了这种圈围感。里耶J1(9)4牍背面“以”之左部因快写而连为“）”型，在之后的草写（至汉代草体）演进中，该种笔势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，与其他笔画构成左右双曲扣抱字形——“（）”，或构成左直折、右弧曲字形——“ㄥつ”，成为汉章草字形特征之一。虽同属于包裹式字型、内敛字势，但里耶秦牍字势比之睡虎地、放马滩等秦简要开张一些，这是因为里耶牍有以下特点：a.点线收缩得不是特别紧密；b.字形多呈纵长形；c.长尾笔较多。在后两点上，里耶牍颇似龙岗简。略显开张的字势让里耶牍文字呈现出松弛、散淡的情调。
（三）秦隶并非不擅曲势线，但秦隶的曲势线给人以“方直势”感觉，我们且称之为“方势曲线”，它们多呈“ ”、“ ”状，而东方各国手书体的曲势线则为纯圆弧形“）”。青川秦牍早里耶秦牍90年左右，青川牍中一些较明显的曲势线在里耶牍中已拉为直势线或“方势曲线”了，如“计”、“敢”、“言”、“不”、“年”等，即使像“氺”、“弗”、“流”、“癸”这些曾经曲笔为主的字或部首，在战国晚期秦系手写体中也尽量出以短促、平直的点线。以里耶、周家台、龙岗等简牍为代表的秦隶中的曲势结构继续向方势直折靠拢，西汉初简牍中方势直折结构已居于主导了。少数秦简如天水放马滩《日书》甲种（图十一）却呈现着异于秦文字常规的线型：为数不少的各个方向的“）”型纯弧线——这是放马滩《日书》甲种糅进大量他国（晋系等）写法的结果。放马滩《日书》甲种对于东方书写技巧的取用，一是粗头尖尾状（蝌蚪）笔画，一是曲势线（而非秦系“方势曲线”）。但放马滩《日书》甲种在文字结构以及部件组构方面则大体依据秦文规则，在结字上放马滩《日书》甲种和乙种没有本质不同。
我们简单概括一下秦简牍墨书的一些特征：a、字形以正方为主，纵长、横扁为辅；b、单字构形简捷、约省；c、均衡、匀整、平行、等距的字内点线分布；d、点线很短促，极少拉出长笔；e、调锋裹毫起笔，大都中锋行笔、隐锋运行，或与顿挫式入笔（及半逆式回锋入笔）相结合，快速书写时也不排除传统钉形笔法；f、点线较平直，较少显露锋芒，总是呈现着质朴、敦厚、含蓄的情调。
三 秦简牍墨书的纵向连贯性
简牍墨书的通篇连贯感是其书法考量指标之一，秦代以上书刻尚谈不到多少书法艺术层面（有意识）的追求，但墨迹实物仍显现着一些实在的信息。比如龙岗秦简（图十二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通篇笔势上的一致性和字间连续性。虽然单字个个独立，却笔势相承，单枚竹简内字间相呼应。比如龙岗秦简中比较完整、字数较多的简片：1、4、18、34、39、59、60、85、104、119、149等号简［3］，字间都有不错的承接性。这种“势”的贯通大约来自三方面：一是点画笔触形象始终统一；二是平行、均衡点线结构；三是较快速的书写自然形成的“动势”引发了字间承续意味。这种承续性在同时的东方诸国手写体中要少得多。睡虎地秦简《秦律杂抄》也拥有纵向字间的内在连贯意味，但由于《秦律杂抄》是一丝不苟的规整书写，不具备上面三点中的最后一点、即速写特征，其纵向连贯因素略逊于龙岗简。睡虎地《秦律十八种》（图十三）同样拥有上面三点中的前两点，然而《秦律十八种》含有大量的新笔法因素——波势和磔角，这些醒目的磔角多作右下斜向、横向列置，它们阻碍着（纵向）字与字间可能生成的连续性，因而其纵向贯通感也不及龙岗简。纵向连贯感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速写程度，里耶牍背面草率书写下就增加了该种特色。《秦律十八种》的情况在许多较规整的秦隶、汉隶中普遍存在。纵向贯通性只有在草体简牍中才得以相当程度地实现，西汉中后期章草中，出现了大量曲弧势笔画（特别在单字右部），虽仍单字独立却含有较好的连续性了，但普遍内收的字势仍影响字间的联系。真正实现纵向连贯，还有待今草、行书来完成。
四 秦简牍草写墨迹探析
目前所见秦简牍的草写一部分集中在里耶木牍中，睡虎地4号墓的两枚木牍有些率意，放马滩《日书》甲种书写速度也较快，龙岗简、周家台简《病方及其他》［4］中也有些草率书写。先秦简牍上的草写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“草书”、“草体”概念，而仅仅是当时手写正体的快写而已，这种基于实用的快写免不了随意、潦草、约省，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并有着积极意义。从书法艺术角度看，如里耶牍那样，牍正面谨饬的正体和背面活泼纵意的草写形成对比，为秦简牍墨迹增添了风格上的诸多变化，也让我们得以窥探两千多年前正、草两种手写体形态。就文字演进层面讲，潦草书写乃活跃的流变载体，比较集中地体现着字体演进特征，笔顺、笔势、笔画组构以及字形等的变异，在长期俗体快写中积微至巨、以致质变。秦文字隶变早期，草写系统逐渐改造着同时的正体写法，推动着隶变之江流不断前涌；秦代汉初，已具规模的新体隶书与一直存在的草写系统渐渐分途而行，终成汉隶与草书（章草）新格。如丛文俊阐述的：“当隶变书写性简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，这种潦草随意的书写就会引发笔画的进一步省并牵萦，形成草隶的分化和异途发展……西汉以后，潦草化倾向的快速发展，致使草、隶二体分途，工整者日趋成熟的隶书式样，潦草者不断省并牵萦而近于章草，书体形象正与前期相反。由此可见，隶变前期的潦草化倾向对于破坏古形、加速隶书体的演进，具有积极的意义。”［5］里耶牍这类潦草书写对时文正体的约省、变异主要表现在：
（一）变曲为直，直折增多 如里耶秦牍J1(9)3、2、4正、背面书写，牍背墨迹中直势线很突出，正面（正体）的曲势点线在背面草写中被尽数拉直：“五”、“之”等字的简化近于后来草法，“庭”的末笔由弯变直，“印”写成简笔、直笔或分解为点笔，“行”则由四短点加两长线组成，“尉”之“寸”，“报”下部的垂笔，“事”的上部以及“从”等字皆直势明显……
秦简草体简约途径之一是直折；汉代简牍简约途径之一却是弧圆使转为主，如西部诸简、东方的尹湾《神乌傅》简等。即是说，战国至西汉初期草写是破圆为方，西汉中期以后草体却多用曲圆字势。前者伴随着也推进着隶变进程，其破坏对象为久远以来的篆文曲势，可谓“以方拆圆”，引发了笔势、笔顺、结字等变化；后者的背景则是隶体大体定型之后，草体与正体（汉隶）相互作用，草写为求迅捷则改为“化方为圆”了。不管是秦简草写的化曲为直，还是汉简草写的变直为曲，转变都是渐变而非突变。草写倾向有着积极意义，前期的求直取向加速了隶变进程，之后的曲势追求又带来新天地，章草、草书、行、楷都由此萌发。
（二）拖长笔与短厾笔 秦简潦草书写中长尾笔被进一步夸张，比在工稳书写中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，笔锋运控也少受限制，因而带来笔画粗细变化。如里耶J1(8)154牍背之“邮人得行”，J1(9)4牍背之“令”、“司”、“事”，以及经常出现于文尾的“手”等。拖长笔以正下方、右下方拉出者为多，它们在隶书形成中意义不凡，其中右下方约45度角拉出的长画逐渐向正右方调整，并越来越强化讫点的波势，启迪着后来含磔角的笔画。而正下方拉出的长垂则一直存生于日常草写体中，直到东汉，始终是简牍书中极具个性的醒目之笔。与拉长末笔相映成趣的是缩短的“点”笔，它是便捷快书的另一种方式。比如里耶J1(9)5牍背面“之”字将正体“之”连结紧密的三长笔简化为分离的三个点，“手”字简化为四点夹一直画，“谓”字由一些短点和两个“）”型弧画构成，“庭”之“廴”作分开的三点加一斜画，该牍内其他字也多为短促的“点”笔点厾而成。以这样的短“点”构字，在当时应该不是特例，类似写法对正体字形的冲击、给时文俗写的启示是强烈的。
（三）“）”式笔画 里耶牍草写中左向环抱的弧形笔不是特别多，一般出现在“司”、“月”、“令”、“朔”等字上，其他秦简如放马滩《日书》甲种那种亦正亦草的字右部也含“ ”形。也许秦人使用该种笔势的意识还不强，后来这种笔势愈来愈多地侵入草写中，集中在“”、“勹”、“冂”、“宀”、“囗”、“日”、“卩”等构件中，在西汉草写墨迹里占据相当比例，形成左右双曲“（）”或左直右曲的字势，甚至成为章草和早期今草标志性字势之一。
（四）放马滩《日书》甲种的草写意味 放马滩秦简《日书》甲种的曲弧线型类似于汉简中的草写弧势线，如其中的“宀”、“可”、“口”、“日”、“子”、“中”、“申”等的写法与汉简相近。“放日甲”弧势笔画既有对秦传统快写技法的承接，又参入较多他国曲势笔意。“天水秦简中的草写字，为我们研究书体发展脉络，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。即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孕育有后来草书的坯胎，最初的草书不是楷书草化的结果，最起码有一些字形的偏旁是同隶书一样源于篆书和秦隶的。”［6］“放日甲”快捷书写形成的一些弧势线段，还给人一种“超前”的印象，同样是古隶草写，“放日甲”比龙岗简、睡虎地M4信牍、甚至比里耶牍的潦草书写更多一点后来“草书”的意味。
（刊于《荣宝斋》杂志2011第1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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