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写稿子，提及“70年代”，编辑非要添加“上世纪”字样，弄得像在写古代。有时回想文革过后的种种人事，包括空气中那么一股子莫名的亢奋，跟今天比，也真仿佛是古代。

　　“古代”的朋友们还活着，譬如星星画展那几位。90年代初——又得加上“上世纪”!——我在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人堆里一眼瞧见马德升，彼此握手拍打，好高兴，他身后站着一位脸蛋红红的法国姑娘，那么淳朴地笑着，听马德升说“这是我媳妇!”她就用力点点头。几天后，两口子在佛罗里达出车祸，马德升原先的双腿残废成了全身残废，法国媳妇则飞出车外，死了。

　　星星画展的主要成员都去了国外：王克平、马德升在法国，曲磊磊在英国，黄锐似乎去日本，阿城、艾未未分别久居洛杉矶和纽约。现在王克平与马德升仍然留居法国，其余几位又都陆续回来了。

　　我们这些苍蝇啊！

　　上个月和阿城聚会，说起再老下去会不会色盲，抹了颜料都偏红，却是看不出来，阿城沉吟道：恐怕难免。星星起事那年我26岁，他30岁，刚回北京，没工作，闲着，从正宗“知青”转为正宗“社青”。“社青”，为古代词，今语即盲流、无业者、闲散人员。

　　1979年冬末的一夜，中央美院学生会忽然请到以上几位星星英雄，台上一排坐开，我底下瞧着就兴奋起来：这不一伙老社青么?其时我结束8年农村生涯，进了美院，算是入了官家的幸运儿。那夜送诸位英雄到门口，校园浓黑，曲磊磊转头对我说：还是你们好啊，你们考上了。

　　如今大学请来的全是学者教授之流，“上世纪”学院讲台却坐着这样的乌合之众，当场叫嚣。“官方画家彻底完蛋!搞什么艺术!就知道他妈挣稿费!”马德升扯着嗓子咆哮道——那时哪来画廊和拍卖行呢，除了工资，穷画家确是接点连环画之类的挣稿费……黄锐也句句不卖帐，可惜远在“古代”，此刻记不全。王克平穿着才刚时兴的喇叭裤，坦然四顾，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间。阿城说话，镇定、清晰，南方不易见到这样无畏而老成的青年。不知为什么，初起我认定他是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讲演者，听他说下去，才知道他是远赴云南的知青，泡了整整12年。

　　他们一律是北京人。“他妈的”之类，轻快带过，“稿儿费”，卷舌，字字重音。全中国，也就北京盛产这类出言不逊的逆种，且多有文艺干部子弟：曲磊磊的父亲即革命小说《林海雪原》作者，王克平的父亲据说是天津文联主席，阿城出现，美院上岁数的老师说，哦，原来是钟惦棐的孩子。钟惦棐?前辈于是打比方：就是当年电影界首席大右派，等于美术界江丰。

　　明白了，上一代老左派。1949年，他们是来自解放区的军事委员会官员：艾青接管中央美院，江丰接管杭州艺专，钟惦棐接管电影界。1957年三人全都成右派，而今右派的儿子长大了。

　　我记得黄锐与马德升是工人。不久在哪条胡同撞上黄锐支着架子画雪景，有天夜里，还瞧见马德升正在美术馆后街拄着双拐奋勇行走。他永远穿着绿军装，消瘦见骨，眼睛亮，咆哮时双颊泛起红潮，我无端觉得正像俄国小说里患着肺痨，同时激烈辩论的民粹党人。

那天我台底下就给这五位草寇画速写。

　　1979年秋星星起事，我在上海，不曾见，那时媒体不报，更没网络，回来只听得众人眉飞色舞讲：怎样地先给美术馆撵出来，怎样地立刻在大街上布展，北京市民又怎样围得里三层来外三层……赶紧打听，结果是江丰作主，亲自写了序，展览就挪到北海公园画舫斋。赶紧去，果然里三层外三层，好不容易挤到画跟前，又给别人的左膀右肩弹出来，那年头，男人们个个穿着中山装。

　　文革后首次在野画展不是星星。1979年春节前后，上海黄浦区文化馆举事的《十二人画展》才是头一回。上海人里自有民国油画的隔代知音，气候变了，他们就把文革期间偷画的风景静物画亮出来;北京的野种则挑明了玩儿政治，作品不细说了，国庆节后星星团体争取“艺术自由”的大游行，上海人是既不敢，也不作兴，北京地面却似真有五四的遗传在。后来有张照片不知谁拍的，黑压压游行队伍，为首站着马德升，远离众人，撑着双拐堵在市政府大门前。

　　1980年，各种在野团体闹起来：无名画会，油画研究会，同代人画展……后两个团体多是中央美院老师或老附中毕业生，无名画会则十之九是野种，主将之一冯国栋，供职清洁公司，扫大街，去年我接到他葬礼的通知，因在外地，没去成，想起他那幅愤怒的画——纯色，粗线，画一把开裂的扫帚，一张倔强的苦脸。

　　我记得他们